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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园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汪东明
钟山古称“金陵山”,南京古称“金陵”,便由此山得名。钟山又称蒋山、北山、紫金山、神烈山等,巍峨耸峙,蜿蜒盘伏,吐纳风云,饱经沧桑,是古都南京的山之主脉、水之源头、城之依托、林之渊薮,传承着悠久的历史文脉。
钟山文化,产生于南京,发展于南京,辉煌于南京,是南京文化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钟山风景优美、陵谷深秀,名胜汇聚,拥有东吴大帝孙权蒋陵、六朝建筑遗址、明孝陵、中山陵、灵谷寺等文物古迹200余处。钟山文脉与城市文化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故有中国“城中人文第一山”的美誉。

坐落于钟山南麓的中山陵,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中山陵墓工程1931年底完工,后陵园计划委员会聘请各方面专家,成立园林设计委员会,在周边建设了诸多纪念建筑,包括永慕庐(陈钧沛设计)、仰止亭(刘敦桢设计)、流徽榭(顾文钰设计)、行健亭(赵深设计)、音乐台(杨廷宝设计)、光化亭(刘敦桢设计)、藏经楼(卢树森设计)等。1961年,中山陵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钟山风景名胜区被评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7年被评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03年,明孝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9年,“南京中山陵园风景区”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实现了江苏省在“国家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方面“零”的突破。2016年,中山陵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中山陵同时还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等诸多荣誉。

2023年,国家文物局下发文件通知,决定开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更新工作,以完善预备名单动态管理机制、预备项目培育工作机制,建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项目梯队,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山陵园管理局在南京市委、市政府支持下迅速组建工作专班,在江苏省文旅厅、南京市文旅局指导下,开展了“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的申报工作。2024年12月,“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先驱代表作”的唯一项目正式列入更新后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之所以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除了其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还得自于钟山千百年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01 钟山文脉的历史传承和绵延
钟山与石头山遥遥相对,俨然两座天然屏障,扼守金陵门户,以诸葛亮口中的“龙盘虎踞”,成为南京的象征。自战国时期出现南京“王气”的传说,钟山便以融结地气的山川形胜受到关注,楚王埋金以镇王气、秦始皇凿损钟山地脉改“金陵”为“秣陵”,固属迷惑流俗的虚妄之举,钟山文脉却借以萌发。吴主孙权以金陵“地有其气,天之所命”,改“秣陵”为“建业”,定都于此,让这座本属默默无闻的长江下游城市很快崭露头角,一跃成为南北分裂、对立状态下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安葬孙权的钟山蒋陵,成为今天的“天下第一梅山”——梅花山,孙权为尊崇蒋子文而立的祠庙,历史上备受尊崇、声名煊赫,后称“蒋王庙”,今天地名尚存。
自汉末三国以来,天下大乱,学术文化主要依赖各地世家大族得以传授[1]。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北来大族人士成为司马睿、王导以南京为都城建立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逐渐孕育出灿烂辉煌的“六朝文化”,与晦暗混乱的政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东晋时期,士族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逐渐改变,随着国家控制力的加强,浙东会稽、江西庐山等地的士族、僧人逐渐向建康集中[2]。建康城的文化中心原在乌衣巷及其邻近的贵族宅第和瓦官寺、长干寺等佛寺。刘宋之后,都城文化中心则渐次从秦淮河南岸向北岸转移,钟山及山麓、钟山余脉覆舟山与鸡笼山一线以南的广阔区域。皇室、贵族、名士、隐士和僧人,往来于钟山王侯宅邸、大臣园宅、隐舍学馆、深山古刹与皇宫大内之间,或为文赋诗、清谈玄言,或讲经论道、品藻人物,使“钟山文化区”逐渐成为都城文化的重心所在[3]。
随着建康郊外空间逐渐园宅化,齐武帝萧赜次子竟陵王萧子良所建“西邸”和园墅聚集的“东田”对举,成为钟山文化区的双子星座,谢朓名篇《游东田》体现了摆脱玄言诗影响后清新俊秀的风格,沈约《郊居赋》展现出他晚年的内心世界。钟山上定林寺名僧辈出,译经传法,成为建康佛教的中心之一,北凉王族安阳侯沮渠京声在这里译出《佛母般泥洹经》;释僧柔的弟子法云撰《成实论义疏》、智藏撰《成实论义疏》十四卷、僧旻著《成实论义疏》十卷,合称“成实论三疏”;律学大师僧祐在这里完成了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目录《出三藏记集》;临川王萧宏所造上定林寺经藏,使上定林寺与华林园、建初寺成为建康三大佛教经藏收藏之所;刘勰在这里完成了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编纂我国最早的古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的昭明太子萧统,常在钟山主峰太子岩读书著述;南朝审音文士与善声沙门在这里合作发明“四声”,推动了中国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关键转折。2001年8月,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对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址的考古发现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6年6月,遗址定名为“钟山建筑遗址”,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六朝到隋唐,南京经历着频繁的改朝换代,唐人或生长于此,或仕宦于此,或羁旅于此,或途经于此,都被古都金陵独特的气质吸引,留下了数不尽的诗文遗迹、佳话传说。而在这些对金陵卷帙浩繁的吟咏中,钟山往往是不可或缺的抒情背景。昇州刺史颜真卿为钟山开善寺吴道子所画宝志像题写了李白所作《宝公赞》,寺僧刻为一碑,世称“唐贤三绝碑” [4]。颜真卿还为韦渠牟在钟山的隐居之所题写了“遗名先生三教会宗堂”匾额。安史之乱后,天下裂于方镇,江南成为中央的主要财赋来源地。唐末杨行密养子徐知诰掌控杨吴大权,在金陵称帝,复姓李,改名李昪,建立了南唐政权。李昪创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创造了金陵光彩夺目的文化成就。金陵文学以词的成就最为突出,南唐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身体力行,提倡诗词创作,李煜自号“钟隐”“钟峰隐者”“钟山隐者”“莲峰居士”“钟峰白莲居士”[5],对钟山的向往自不待言。
金陵本以自然形胜见长,嵯峨的钟山见证着这座城市自六朝以来的几多风雨,江山形胜与历史沧桑相互呼应,使诗人的笔下平添深沉豪壮、抑郁苍凉之气。其中,又尤以隐居于此多年、歌哭于斯的北宋名相王安石最能得钟山之情致。王安石于宋景祐三年(1036)随通判江宁府的父亲王益赴任江宁(今南京),从此,南京成为王安石的第二故乡,他从这里出发,开始了起伏不定、波澜壮阔的宦海生涯。二次罢相后,彻底厌倦政坛的王安石选择归隐钟山半山园,在钟山定林庵建昭文斋读书休憩,米芾为其题额,李公麟为他画像,钦佩其人品学问的黄庭坚也曾到访,从前的政敌苏轼专程来访,两位文化巨人在这里一笑泯恩仇。王安石漫游钟山,寻幽探胜,传至今的王安石诗歌有数百首与钟山有关,蔚为大观。王安石不但葬父母、兄弟于南京,葬四弟王安国、爱子王雱于钟山,还将钟山作为自己的百年之地。北宋末年以后,奠谒王安石墓成为风俗,士大夫行经金陵, 无不上荆公坟者[6]。南宋乾道元年,王安石学生陆佃的孙子陆游经过建康,为寻访王安石遗迹冒雨游定林庵,题壁文字被僧人移刻摩崖,留存至今。
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亲赴钟山选择独龙阜玩珠峰为万年吉地,修建孝陵。将远在独龙阜的宝志和尚墓塔及蒋山寺(原开善寺)东迁建灵谷寺,赐号“第一禅林”[7]。明朝谒陵制度严格,各亲王自封藩国进入南京,俱须谒陵。明末清初,南京钟山孝陵、北京天寿山明帝王陵成为明遗民寄托旧有政治认同和前朝记忆的符号。清朝建立后,为巩固其统治,缓和民族矛盾,清政府多次派遣官员祭谒明孝陵,清圣祖玄烨、清高宗弘历甚至在南巡时亲自前往明孝陵行礼拜谒。清朝末年,许多反清志士如于右任、高旭、何亚君等来到钟山,拜谒明孝陵,借以抒发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义愤。
清末以来,人们逐渐将元明鼎革视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以“光复中华”相号召,把明太祖朱元璋作为他们的精神偶像。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2月15日,亲自率领临时政府文武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发表了一篇祭文,并宣读了一篇谒陵文[8]。
1912年3月10日,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的孙中山与儿子孙科、秘书胡汉民、侍从长郭汉章等人到紫金山行猎,《民国日报》1925年3月16日的一篇报道文章提及,孙中山当年对左右说的一番话:“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关于此事,1926年出版的《孙中山轶事集》记载:
中山先生当民元之初,在南京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与参军某游览紫金山,甚爱该处形胜,当语某参军云:“安得结庐此地,以息余年。”某参军当谓:“总统如有所欲,安得不遂。”先生谓:“我身安有休息之时,候他日逝世,当向国民乞此一块土,以安置躯壳耳。”[9]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一天,遗言明确提出要葬在紫金山:“约十时,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等于客厅偏室之南室,贴一治丧主任办事处条,以决一切。十一时,吴手书一纸,略谓‘总理遗嘱须保存遗体,已由哲生(科字)与协和院商定……又先生遗嘱葬于南京紫金山’。纸贴于招待大厅。黄膺白曰:‘最好葬于景山’精卫曰:‘吾初意亦如是,惟先生之遗嘱如是,殆示当年南京改革未彻底之意耳’”孙中山弥留之际的这一选择充满深意,它与明孝陵所凝聚的历史文化内涵之间有一定关联,孙中山的理念和追求又超越了朱元璋的境界。
02 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的突出普遍价值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遗体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北京治丧活动结束后,即着手在紫金山兴建中山陵。葬事筹备处认识到,“先生之陵墓为人群之公物,非有坚朴雄厚之建筑,无以纪念此崇高伟大之人格……先生陵墓不特为民族史上之伟大永久纪念,即在中国之文化与美术上亦有其不朽之价值”。因此,中山陵的设计方案“纯取公开态度”“期合海内外美术专家之心思才力以计划此空前之建筑”,举办面向国内外的公开建筑竞赛,征集最佳的陵墓设计方案,于1925年5月15日在《申报》《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等处刊登启事。其间共收到国内外应征图案40多种,葬事筹备委员会组织评判委员会,评判委员由葬事筹备委员和孙中山家属代表组成,另特邀四位评判顾问,即南洋大学校长、中国工程学会副会长凌鸿勋,德国建筑师朴士,中国画家王一亭,雕刻家李金发。1925年9月20日最终评出获奖图案,吕彦直获头奖,范文照获二奖,杨锡宗获三奖。王一亭认为吕彦直的图案“合于中国观念”,“建筑朴实坚固”,“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朴士认为其与评判要点“极能合格”;凌鸿勋认为其“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作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形式甚美”。只有李金发认为图案“较少夺目之处”,建议将其评为二奖。[10]
吕彦直(1894—1929)1918年12月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后,前往纽约在茂飞的事务所任绘图员二年,1921年初回到中国,就职于茂飞在上海的事务所,同年加入过养默、黄锡霖开设的东南建筑公司,不久在上海开设彦记建筑事务所。
吕彦直的中山陵设计方案借鉴了西方一些著名建筑物的设计手法,他最初想模仿巴黎恩瓦立德教堂的拿破仑墓来设计中山陵,后来改变想法,在按照中国风格来设计时,依然保留了一个下沉的墓圹,与纽约格兰特墓和巴黎拿破仑墓一样。
祭堂的设计,模仿了林肯纪念堂的空间构图,祭堂的矩形平面和双列柱廊即反映了这个著名建筑典范的影响。祭堂内四周墙上镌刻孙中山遗嘱文字的做法,也模仿了林肯纪念堂内镌刻葛底斯堡演讲及其他演讲词的做法。得知葬事筹备处决定定制一座孙中山坐像后,吕彦直1928年明确提出:“孙氏铜像,安放祭堂内,与华盛顿林肯祭堂相似。”
吕彦直设计的祭堂正立面为重檐,矗立于低平的方形基座上。祭堂立面为欧洲古典主义的“三段式”构图,左右对称,两个各有一个突出的墩台,中轴线的四柱廊庑之后为三扇拱形门,与巴黎大凯旋门一样,形成一几何上的正方形。祭堂的中间部分——三扇拱门和重檐顶——构成一个矩形,宽高比例为3:5,两边部分各占五分之一的比例。他设计的石柱牌坊高宽比例为2:3,与佛罗伦萨的巴齐礼拜堂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品一样。2:3和3:5这两种比例,都在斐波那契数列之中,与正方形一样,都是西方古典式建筑所偏爱的理想比例。为赋予祭堂外观“中国古式”,吕彦直采用了坡檐、曲面屋顶、琉璃瓦、斗拱等传统装饰母题,为了突出祭堂规模或高度,吕彦直的设计借鉴罗马凯旋门传统,总体构图与凯尔西和克瑞设计的华盛顿泛美联盟大厦尤其相似,后者是1907年竞赛的获奖作品,也是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建筑之一[11]。
因社会各界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和缅怀,中山陵周边又先后建设了音乐台、光华亭、仰止亭、流徽榭、永慕庐、行健亭、藏经楼等附属建筑。这些建筑与中山陵类似,外观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建筑材料、建筑技艺则大量采用西式,中西合璧同样是这些建筑的共同特征。
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承载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历和创造的历史,已成为全民共享、保存、展示记忆的标志,是为华夏儿女提供民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集中展示了近代中西文明互动融合的过程,对近代中华文化圈和东亚建筑和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突出普遍价值主要体现在物质性、符号性、功能性三个方面。
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物质性方面的突出普遍价值表现在:其现在建筑材料的脱胎换骨区别于传统建筑砖木结构的旧制,并由材料的转变引发建筑结构体系和构造方式的改变,在坚固耐久的前提下展现中国传统建筑的外观的美学和神韵,实现了传统样式的复兴重生。其卓越的建筑艺术成就与中国近代建筑业(设计艺术、工程技术、建筑材料和业态)转型发展密切相关,启发东方近代建筑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符号性方面的突出普遍价值表现在: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作为一个特殊的象征符号,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从而对人类近代历史进程具有重大意义,产生巨大影响。随着观光旅游的普及,这一象征符号所承载的核心记忆,通过“谒陵”观光活动,不断跨越空间的距离,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弥散开来,并穿越时间的帷幕,在不同代际的人群中传承下去,嵌入日常生活深处的集体记忆,在日常生活的循环往复中,在经历时间的流逝后,沉淀为一种具有长久生命力、能够不时被唤起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不断得到延续和升华,回应着人们对一个统一、富强、民主、开放并且热爱和平的现代国家的期待和全人类的追求。
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功能性方面的突出普遍价值表现在:一盘散沙不是一个民族,基于共同历史记忆和未来展望的精神共识,才是凝聚民族精神的关键。精神共识的形成,有赖于各项公共文化建设,尤其是有形的文化场所、公共纪念建筑,中山陵即属这类近代公共纪念建筑。与欧美各国的近代公共纪念物相比,中山陵的公共纪念内涵具有庄严性和精英属性的同时更具世俗性和大众属性,在增强民族自豪感、增进民族认同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
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融合了古典与近代、中国与西方、庄严与世俗的元素,凝聚了从传统王朝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多元经历和体验,堪称人类(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历史变革所留下的标志性文化遗产。中山陵文化内涵的关键词为“和合”。其包含了调和(conciliation),和解(reconciliation),合作(cooperation),融合(fusion),和谐(harmony),和平(peace)等多种内涵,既体现了悠久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反映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浸染,代表了大航海时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高峰。这种文化内涵,不仅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集体经历和记忆的浓缩,而且对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03 中方善良过及其附属建筑申报世界遗产的意义
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建造体系,灵活运用在中国传统式样的建筑语汇之上,将高超的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伟大的精神与建筑高度融合而建造出的经典作品,也是反映近代世界历史变迁的标志性文化遗产。“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深度契合“三个有利于”要求。
首先,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和伟大实践,承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勇于斗争、不懈奋斗的优秀传统,并与近代以来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华文明在中国近代的重要体现,细致入微地融入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之中。
其次,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均为近现代最顶尖的中外建筑师的作品,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融贯古今、中西合璧的经典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体现了中国人民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际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传承和弘扬的努力。
再次,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的本体、生态环境保护状况良好,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具有时代特征性、文化经典性、丰厚内涵性、世界意义性,有利于向世人展示近代以来的中国。目前,每年前来参观拜谒的海内外观众近2500万人次,成为世界了解南京和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
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精神,世界文化遗产应该对人类文明整体有不可替代的贡献,要促进文明文化间和平交流与共同发展,为当代和后世提供创造力和精神资源,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有这方面的意义。中山陵附属建筑以现代建筑技术展现“中国固有之形式”,明确传达了传承固有文明并加以推陈出新的立场和姿态,作为我国近代杰出的开放式公共纪念建筑,将人物精神与建筑精神高度融合,成为近代建筑史上中西建筑文化碰撞融合的传世之作,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蕴含的建筑文化内涵,既继承悠久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涵摄吸纳开放包容的现代文明,代表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高峰。其整体结构和细部装饰,成功营造出一种古朴淡雅、宏壮开阔、贴近自然的氛围,凸显了一种纳天地之正气、取中外之精华、承既往而开未来的现代文明精神,表达了人们对这种伟大、高远境界的推崇和期许,以及对于人类文明共同发展、和平交流的期待。
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也有着积极意义,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作为钟山风景名胜区自然人文景观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集中体现。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也是中国的植树节。孙中山先生生前十分重视林业建设,辛亥革命以后,他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在中国北部和中部大规模进行植树造林的设想,规划了中国林业发展的蓝图。1912年5月,设立了农林部,下设山林司,主管全国林业行政事务,规划造林护林。1914年11月,颁布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15年,在孙中山倡议下,规定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举行植树典礼并从事植树,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植树节。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讲时指出:“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1925年4月,北京各学术团体就开始“组织种种永久纪念”,并于清明日植树节开始建造中山林,并希望每年如此,逐步推广,以“成为伟大之森林”。同时,广东大学农科院在该院栽植“中山纪念林”,省署特发出布告进行保护,这是栽植中山纪念林的最早倡议与行动。这些建议与实践,促使国民政府将建造中山纪念林纳入植树节活动,借以拓展实践坐标中植树节的空间意义[12]。1928年孙中山逝世三周年之际,各界代表在中山陵西南植树2500株,嗣后将旧历清明植树节改为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植树仪式,每年3月12日都在中山陵举行纪念植树活动,成为以后植树节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山陵所在的紫金山进行全面绿化造林,森林培育和园林建设成效显著。
197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中国的植树节,意在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植树造林,加快绿化祖国和林业建设步伐,缅怀孙中山先生丰功伟绩,象征孙中山先生未能实现的遗愿将在新中国实现并且要实现得更好。如今紫金山森林面积达到2300多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76.8%,并于2004年3月1日正式挂牌成为国家森林公园,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为南京的文化、旅游、生态、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提供了契机。
04 规划先行的依法保护与管理工作
中山陵园管理局是中山陵的保护管理机构,为南京市政府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依法对陵园行使政府管理职能。中山陵园管理局较好地完成了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的各项保护与整治工作,展示利用水平也显著提升。1987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将中山陵东侧的藏经楼辟为孙中山纪念馆。2009年,对中山陵主体建筑、周边环境及附属纪念建筑等进行大修,更换了陵门屋面全部琉璃瓦以及碑亭、祭堂有破损的琉璃瓦;修缮了台阶、广场,并维修了四组纪念建筑。2011年6月,对中山陵进行全面维护保养修复,对卧像缺损部分进行了修补。2017年,组织对碑亭进行修复,2018年5月完工。2022年12月,在嘉麟楼实施的孙中山纪念馆改陈布展工程完成并面向公众开放。改陈后的《世纪伟人——孙中山生平史迹展》基本陈列,以孙中山先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的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与他的真诚合作、对他革命事业的继承和超越为主线,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奋斗的一生。2024年,对祭堂屋顶进行了维修。
中山陵园管理局历来重视文化遗产及文物古迹的依法保护。1996年,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通过了《中山陵园风景区管理办法》。经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管理条例》1998年10月1日起执行,2004年7月1日,《条例》修改后经批准正式施行。2010年,《条例》经第二次修正,更名为《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保护和管理条例》,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保护和管理条例》在风景区规划建设、保护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对中山陵园风景区的范围界定、保护控制区域、规划和建设、保护和管理以及法律责任,都有科学解释和明确规定,对文物古迹资源和自然土地、林木资源的保护,订立了明晰的法律责任及赔偿处罚条款。
中山陵园管理局坚持以规划为龙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原则和科学依据。1996年,《南京钟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大纲》获国务院正式批准。2002年8月,《中山陵园风景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2-2020)》,由南京市旅游事业指导委员会审批通过。2004年4月12日,江苏省建设厅正式批准《钟山风景名胜区中山陵园风景区详细规划》,并报国家建设部备案。2004年,《钟山风景名胜区外缘景区规划设计》获得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2005年以后,中山陵园管理局陆续编制完成了《中山陵、明孝陵核心区保护规划》《中山陵园风景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中山陵园风景区生态风景林建设规划》《中山陵园风景区旅游发展规划》等一系列专项建设规划。2023年1月,中山陵园管理局制订的《钟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1-2035)》文本已由江苏省林业局上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并已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再次反馈的意见完成修改待批复。目前,中山陵园管理局委托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制订的《中山陵保护规划(2019—2035)》已报送至国家文物局审批。
05 如何提升保护、管理、研究和展示水平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明确指示要求。中山陵园管理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遵循“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进一步做好“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各项保护管理工作,确保“申遗”全过程顺利推进,全面提升其保护、管理、研究和展示水平,充分展现其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进一步激发文化活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重点任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夯实保护管理基础工作。一是完善保护管理相关规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要求,进一步修订完善《中山陵保护规划(2023—2035年)》,加快修订方案的编制和审批、公布工作。二是健全保护管理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形成高效协同的工作体系;制定详细的保护管理流程和操作规范,加强文化遗产日常巡查和定期检查;推动信息化管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保护管理的精准性和效率;定期开展培训和交流,提升管理人员专业素质。
第二,持续开展遗产价值挖掘、研究和阐释。一是深入挖掘遗产价值。优化中山陵遗产价值内涵表述,论证申报工作路径;优化孙中山纪念馆常设展览展陈;建设“中山陵遗产档案中心”,梳理完善文保单位“四有”档案,理清遗产要素;开展旅游研学、非遗体验等社教活动,增强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深入促进文旅融合。二是加强学术研究交流。成立“孙中山学术研究中心”;出版《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暨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中山陵》等研究成果;启动筹备第36届孙中山宋庆龄纪念地联席会议。三是开展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系列活动。策划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书法名家邀请展”暨“翰墨飘香、敬忆伟人”书画笔会;举办辛亥志士后裔文物史料捐赠暨座谈会、《百年崇思——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文物特展》;策划中山陵祭堂参观等待区《孙中山与中山陵历史图片展》;继续举办“中山思享荟”专题讲座等。
第三,加大文物保护修缮力度。有序组织开展中山陵祭堂、音乐台、孝经鼎、藏经楼、行健亭、流徽榭、永慕庐等建筑本体及附属建筑的保护修缮和监测工作;建设完善中山陵文物安防系统、遗产监测系统,让文物保护不留死角,同步做好遗产周边环境整治等工作。
第四,加强文物保护与利用的行业交流。一是与国内外知名博物馆、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和文物展览。二是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通过文物巡展、文化讲座等形式,向世界展示中山陵的历史文化价值,增强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策划开展“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申遗系列宣传活动,举办市民座谈会,广泛征集群众意见,提高公众参与度。
第五,推动保护利用传承以及展示利用方式融合创新。一是结合拜谒中山陵的历史线路,紧扣陵园路至中山陵陵寝建筑的展示核心,辅以纪念建筑为核心的周边遗存,形成中山陵完整的参观游览展示线路。二是建立文物数字化平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山陵各类文物建筑进行数字化保护展示,方便更多人了解欣赏中山陵历史文化遗产。
中山陵园管理局将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为契机,全面对标世界级旅游景区标准,守正创新、优化结构,升级文化旅游产品和供给模式,满足市民游客多样化需求,塑造钟山风景区国际化形象,提升生态保护和文化旅游融合的综合效益,推动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全民共享生态文化空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南京新实践中传承钟山文脉、展现钟山作为、贡献钟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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