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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一个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
为什么不能忘记这一天?今天,我们讲3个故事。
一个蓝布包
1931年9月,巩天民才30岁出头。他从学徒一路摸爬滚打,此时已是沈阳的一名银行家。九一八事变后,巩天民亲眼见到,日军荷枪实弹阔步沈阳街头,如入无人之境。他愤慨心痛至极,随即印发传单,呼吁工商界“不受日寇愚弄,我们有祖国,不是亡国奴”。当时,巩天民和沈阳的一批知识分子组成了“抗日爱国小组”成员有9人:巩天民、刘仲明、邵信普、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张韵泠。他们中有银行家、金融家,也有医学家和教育家。
不久,抗日爱国小组听说,国联将派李顿调查团到中国,调查“九一八”真相。召开紧急会议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刻收集日本侵略中国及制造伪满洲国罪行的铁证。对手无寸铁的他们来说,取证是相当危险的。每聚会一次,他们必“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每次出门,巩天民都会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为了拍摄关东军司令部门口的公告,毕天民趴在对面商铺的房顶上苦苦等待.等到一辆汽车恰巧经过司令部门口,毕天民借助汽车发动机的嘈杂声,迅速按下快门。
比告示更难“取证”的是日军直接发给伪满洲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巩天民就利用社会身份,秘密联络相关人员,偷取伪满财政厅机密文件。抗日爱国小组成员的夫人们也加入了进来。在整理资料、翻译证据的教堂中,每当有日伪特务突然闯入,夫人们便弹奏起事先约定好的曲目,大家便装作在此处打牌、聚会。
最终,抗日爱国小组成功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形成了一份300多页的详实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而签下真名则意味着日军随时可能找到他们,这无异于在“生死簿”上签名。9位君子毫不犹豫郑重签下名字。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还特意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并绣上了红字“TRUTH”(真相)。
当时,调查团被日军严密监视,抗日爱国小组无法提交证据。几经辗转,他们找到了爱尔兰友人倪斐德,请他代为转交。倪斐德激动地说“我若因此而死,我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后来,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团在中国东北沈阳时,曾见到了一些大学教授、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等人士的明确意见及各种真凭实据的具体材料,证明了沈阳事变是无因而至。而‘满洲国’的建立,亦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也不是民族自决”。
1933年,国联通过了调查团报告书,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并开展报复行动。抗日爱国小组中的8人被捕入狱,巩天民经受了40多天的严刑拷打,仍未泄露任何秘密。后来,沈阳人尊称抗日爱国小组的9位成员“沈阳九君子”。TRUTH资料的最后部分,沈阳九君子写着这样一段话:“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且永远当中国人”。
一顿没吃到的饺子
1932年,杨占有也刚30多岁,家住抚顺平顶山。那一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月亮特别亮,杨占有全家24口人都住在一起。八月十六中午,杨占有家煮好了饺子,正准备吃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群日本兵,挨门挨户用刺刀把村民们赶出来,说要给村民们照相。
日本兵用脚踢,用枪托撞,拼命赶着人群向前走。杨占有回头一看,家里的房子已经被点着了,熊熊烈火,烧红了半边天。日军将村民们赶到草坪上,杨占有一家紧挨在一起坐着。他前面不远的地方,架了两个“带脚的东西”,上面各蒙一块三角布,大家都以为是照相机,纷纷议论着。
嘈杂声中,日本兵把架子上的三角布揭开。杨占有这才看清,那根本不是照相机,而是机关枪!“突突突突……”杨占有还没反应过来,一排子弹射了过来,杨占有的亲人们倒了下去,尸首就压在他身上。“机关枪一个劲地嚎叫,震耳欲聋,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来回疯狂地扫射,一簇簇的人群倒下去”。
机关枪扫射后,日军又用刺刀一个个刺,杨占有因为被压在最底下,逃过一劫。一直到太阳落山,日本兵才离开。杨占有推开身上的尸首,试图看清周围发生了什么。很多年后,他这样形容这地狱般的场景:“我的眼睛被血迷住,我费了好大劲,才把眼睛张开,睁眼一看,黑压压一大片。东倒一个,西倒一个,全是尸首。有的脑袋崩裂,有的胸膛开花,有的丢了臂,有的断了腿,有的身受几十处重伤,血肉模糊,看不出人样来。有的在作绝命前的惨叫,有的在发出低微的呻吟声,还有各种各样没法形容的惨状,叫人目不忍睹。再往远处一看,整个平顶山堡子全烧光了,只剩下一点余火还在燃烧。整个草坪被鲜血染红了,成了一片血海。阵阵晚风卷着又咸又腥的血腥味,夹杂着机枪射击后的烟硝味扑鼻而过,令人痛感分外凄凉”。这一天,日军杀害了包括杨家18口人在内的3000多名无辜村民,并焚尸灭迹,纵火焚毁800多间房屋。这一事件被称为“平顶山惨案”。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八月十六,月亮依然很圆。可杨占有家煮好的那顿饺子,却再也没人能吃到。
一个转系决定
1931年9月,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两个一百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当时他准备学习自己擅长的文科。刚入学几天,九一八事变爆发。钱伟长得知消息后,跟同学来到了圆明园。看着眼前的凄凉景象,他当场痛哭。废墟上,一位清华学长正在演讲,说中国近百年以来总是挨打,就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没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我下决心要学造飞机大炮。”钱伟长决定转进物理系。
当时,钱伟长的物理、化学、英文三科成绩加一起只有25分。想要学习物,理简直是天方夜谭。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在钱伟长的软磨硬泡下,终于松口。“一年中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为了能达到转系要求,钱伟长废寝忘食地学习。一年后,他进入物理系。1935年,钱伟长从清华大学物理系顺利毕业。
94年过去,这是他们后来的故事。
1978年,巩天民去世。家人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巩天民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转入地下工作。当时,巩天民是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组织大家搜集罪证的。后来,“九君子”的后人一直在寻找当年那个蓝布包。2008年,巩天民的孙女巩捷终于在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图书馆,看到了那个尘封了76年的蓝色布袋。
值得一提的是,帮助提交文件的倪斐德被迫于1942年离开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他的孙子追随着他的故事来到中国工作、定居,和一位中国女士喜结连理,并重新和“九君子”后人建立了联系。
2025年9月,巩天民的孙子巩辛光荣地代爷爷领取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1951年4月5日,抚顺人民决定修建“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平顶山惨案”幸存者于1996年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给予赔偿并谢罪。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受理此案,2002年驳回原告要求,但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确系日本军队所为。此后原告继续上诉,直到2006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诉讼,长达十年的诉讼至此结束,幸存者们最终没能等来道歉。
后来,钱伟长最终实现了“科学救国”的抱负。他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钱伟长与钱学森合作,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这两个举措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输送了大量的科研人才。钱伟长曾说“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与世长辞,享年98岁。
足以告慰钱老的是,如今,我们已经有许多许多非常先进的“飞机大炮”了,而且都是自己造的!
九一八,这个用鲜血凝成的数字,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
九一八,勿忘!为了那些惨死在枪口下的乡亲,为了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为了3500万伤亡的同胞。
勿忘,九一八!为了那些改变自己志向只为救国图强的青年,为了那些手无寸铁仍要揭露真相的人们,为了那些奋战在白山黑水从未屈服的战士。
94年过去,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
九一八不敢忘,不能忘!(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