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

明太祖朱元璋的书法作品历来争议较大。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创者，他的文化修养与艺术造诣也常被后世讨论，但我们依然可从历史文献和少量真迹探寻出恰如其人的书法风格：挣脱既成范式，以霸悍笔锋劈开一片新天地。他的艺术价值或许不在于传统意义的“精妙”，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帝王与书法关系的鲜活个例。今天就随小编一起从《文学修养与艺术造诣》这门“学科”去认识不一样的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喜好诗文，存世作品不少，一般认为其诗文具有一定修养，天然之趣十足，但又流于草率甚至拙劣。而对其书法水平，评价反差极大：赞赏者称“神明天纵，默契书法”“雄强无敌”；不屑者认为纯属“武夫笔墨”。

朱元璋现存的书法，有《总兵帖》《安丰令卷》《高邮令卷》《行书手谕》《大军帖》《致驸马李桢手敕卷》《跋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后》七件。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太祖御笔》70余篇，内容为朱元璋敕谕及诗文稿，每篇字数由数十字到数百字不等，笔迹不一，多为草书，与《总兵帖》等风格差异较大，整体简凝流畅，功底深厚。

朱元璋手迹亲笔令《总兵帖》

故宫博物院藏

原文：“教总兵官将各营内新旧见在马匹数目报来，毋得隐瞒，就教小先锋将手抹来回话。”

《明太祖御笔》的发现如拆孔子家墙发现古文经一样充满传奇。《明太宗实录》记载，早在朱棣即位之初，他便在宫中四处寻找太祖手迹而不得，有人说是建文帝自焚时将玉玺与太祖宸翰一起烧了，于是朱棣派人到全国各地搜求，结果仍一无所获。185年后的万历朝，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在内阁藏书处发现了装订成上下两册，并注写释文的明太祖手迹76道，“或片楮短札，或累牍长篇，朱书墨书，真体草体，灿然具备”。此事在《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中均有记载。

不过，马顺平《〈明太祖御笔〉代笔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考证，这批“御笔”出自文臣代笔，朱棣熟悉朱元璋手迹，故将其作为御笔录副，保存在内阁。申时行等人不知，误作真迹进献以激励日渐颓废的万历皇帝。做过朱元璋十几年秘书的宋濂曾说朱“性或不喜书(书写)”，即使“万几之暇”偶尔动笔，也不留草稿。御制文集中的文稿，多为侍臣所录。同样做过秘书的解缙，在《文毅集》中说：“臣缙少侍高皇帝，早暮载笔墨楮以侍。圣情尤喜为诗歌，睿思英发，神文勃兴，雷轰电逐，顷刻间，御制沛然数千百言，一息无滞。臣缙辄草书连幅，笔不及成点画。即速上进，稍定句韵，间或不易一字。”所以，朱元璋日常诗文、诏敕由文臣代笔，是经常性制度化的。另外，出于政治忌讳和书法本身水准，明太祖曾强制缴回早年写的亲笔文书。朱棣遍寻不得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太祖自行销毁，而不是建文带着自焚造成的。

传世的七件作品基本为明朝建立前后，即朱元璋40岁左右的手迹，正常情况下再改变笔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况他不喜书法，开国后制度化由儒臣代笔。所以，与这七件作品风格相差很大的，不是儒臣手笔，便是朱标所作，不应当视为朱元璋的亲笔。在此界定与说明的基础上，才好探讨朱元璋的书法水平。七件作品全部介绍篇幅太长，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略说一二。《行书手谕》《大军帖》常见之于展览，包括其他三件风格极似，实则意义不大，故本书选取《大军帖》与《跋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后》。

《大军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纸本行书纵33.7厘米，横47.4厘米。写于吴元年(1367)十二月，说的是大军北伐，平定山东后对元朝降官的安排。内容为：“大军自下山东，所过去处，得到迤北省院官员甚多。吾见二将军留此等于军中，甚是忧虑。恐大军下营及行兵，此等杂于军队中，忽白日遇敌不便，夜间遇偷寨者亦不便。况各各皆系省院大衙门，难以姑假补之。亲笔至日，但得有椎柄之官员，无分星夜发来。布列于南方，观玩城池，使伏其心，然后用之，决无患已。如济宁陈平章、卢平章等家小，东平马德家小，尽数发来。至京之后，安下稳当，却遣家人一名前赴彼旧官去处言，信人心可动。朱。”

朱元璋行书《大军帖》纸本，册页

纵33.7厘米，横47.4厘米

行书，14行，169字

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曾收录此帖，评价其“书风健拔瘦劲，点画稚拙流畅，得自然生动之趣”。古书画研究专家傅红展认为：“非同于承师教化那样有明显的章法，而是带有一种畅达和野性。”如以笔法标准衡量，朱元璋大概要归于低劣，但“粉丝”却不这么看。清代书画鉴赏家顾复《平生壮观》说：“明太祖少遭坎坷，未尝学问，其作字，岂当以八法求之！观其区划军机，驾驭将帅于千百里之外，如臂之运指，而英断截然如此！”

文末花押相当于签名，具有防伪标记作用。一般认为是“朱”，也有人认为是草书“朱”加上“√”号。朱传世七幅手书中五幅结尾有相同花押，这也是鉴别是否真迹的重要判定点之一。花押不是朱元璋的发明，元代就非常流行，多以印玺形式出现，主要给蒙古、色目等不能使用汉字的官员签押使用。

幅末落朱元璋独有的“朱”字花押

《跋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后》为故宫博物院藏纸本行书，是朱元璋看画的感想随笔。李公麟是北宋画家，奉敕模仿唐朝韦偃作此画，图中画马1 200余匹，牧者140余人，场面宏大。朱题跋：“朕起布衣，十有九年，方今统一天下。当群雄鼎沸中原，命大将军帅诸将军东荡西除，其间跨河越山，飞擒贼候，摧坚敌，破雄阵。每思历代创业之君，未尝不赖马之功。然虽有良骑，无智勇之将，又何用也！今天下定，岂不居安虑危，思得多马牧于野郊，有益于后世子孙，使有防边御患备，虑间洪武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坐于板房中，忽见羽林将军叶昇携一卷，诣前展开，见李伯时所画群马图，蔼然有紫塞之景。于戏！目前尽获唐良骥，岂问胸中千亩机。”

《跋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后》

跋有时间、有地点、有故事，挺有趣，更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的评价。马顺平《明太祖传世书法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2期)中说，1751年，不惑之年的乾隆南巡亲谒明孝陵后，即兴在朱元璋跋右侧题：“向于卷中见明高帝墨迹，英气飒飒，迸露毫楮，恍睹其仪表。辛未春省方，南至江宁，奠孝陵，谒遗像，周览宫阙旧址，俛仰慨然，重展是卷，因并识之。”44年后，人生迟暮的乾隆再次展玩此图，戏题“仍是如僧家偈语”。前后不一致的品评，之前是因为政治需要并且接踵父祖尊崇明太祖之遗绪，后者是以艺术鉴赏家自居的乾隆对明太祖墨迹已不置可否，难入法眼。对于朱跋，马顺平认为：“明太祖此跋附于名画之后，历经明清内府收藏，可谓流传有序，为真迹无疑。题跋无意中写于板房，字体大小不一，行笔稚拙，多用侧锋。‘历’字多出一点，‘展’字外加一撇，其缺乏书法根基显现无余。”

借用故宫书画研究专家傅红展、马顺平等人对朱元璋书法风格的概括：“(太祖)下笔刚决，厚实深沉，体态宽绰且锋棱外露，结字不甚规整，显然与传承有序的传统书法有明显的区别。”“朱元璋书写喜用侧锋，书写较为随意，而且在不同的书写状态下作品水准有所差异。《大军帖》代表了明太祖书法的较高水准，临时写成于禁卫军板房的《跋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后》则显得粗放稚拙，但总体而言，都没有脱离明太祖独特的书法风格。”马顺平还说：“(朱跋)此卷内容反映出明太祖思得良将良马的迫切心情，而对于李公麟画卷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不置一喙，从中亦可窥见明太祖艺术鉴赏之旨趣。”(来源:明孝陵博物馆)